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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1月末的这个“不凡之冬”，对沉默了一段时间的中国足球而言，注定是不平静的：

　　先是11月20日，周一，曾经有多么辉煌如今就有多么落寞、曾带领中国女足重返亚洲之巅却又在世界杯和奥运预选赛相继败北的中国女足主教练水庆霞指导被宣布下课；

　　再是11月21日，周二，从来没被看好过的中国男足在世界杯预选赛中迎来了身价是自己三十多倍的韩国男足，在主场被西亚的裁判吹成了客场和“亚洲一哥没有们”孙兴慜两球一射的大爆发的双重“加持”下，最终以“站着走出场外”的方式输掉了比赛。

　　在越来越凛冽的寒冬中，或许我们可以安静地坐下来，思考一下更加寒冷的中国足球的未来该走向何方了。

　　自21世纪到来、互联网进入家家户户开始，围绕着“中国足球为何越来越不行”的争议就始终没有停止。

　　当外教不行/土帅不行、学德国头球队不行/学西班牙传控流不行/学巴西技术流不行/学意大利防守反击不行、4-4-2太中庸不行/4-5-1缺箭头不行/4-3-3中场控制不行/3-6-1后防单薄不行……10-0-0不行、真草皮太软不行/假草皮太硬不行、晴天太热不行/雨天太潮不行、日常吃中餐钠摄入太高不行/日常吃西餐口味不习惯影响心情不行……等一系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话题相继被讨论后，终于，球迷们将矛头指向了中国足球的制度问题，并形成了所谓的“职业体育派”和“体工大队派”，彼此攻讦，无休无止。

　　中国足球为何越来越不行？不但一直被认为不怎么行的中国男足不行，连曾经的“铿锵玫瑰”中国女足似乎也越来越不行，对此，“职业体育派”和“体工大队派”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并坚定地认为，中国足球越来越不行的核心原因正在于对方留在中国足球中的“毒”。

　　“职业体育派”认为，中国足球越来越不行，就是因为“体工大队派”留在中国足球血液中的“遗毒”未去，训练不讲科学不讲章法不讲与世界接轨，还是三个月稍息立正起步走然后幻想足球就能踢得好的那一套。可惜，这一套自称唯物主义但实际上唯心得不能再唯心的东西搞不出芯片，也踢不好足球。

　　“体工大队派”则认为，中国足球在八十年代搞体工大队的时候还很行，但九十年代搞了职业体育之后就越来越不行，足以说明职业体育不行。而且职业体育搞出来了，这些足球运动员一个个只知道暖饱思淫欲，吃得肥头大耳天天喝酒打架泡野模，哪还有心情在足球上？！

　　笔者是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因此，对于体育运动而言，笔者毫无疑问是支持职业体育的一方。但在此，笔者必须首先指出的是，上述这两类所谓的“主流观点”，实际上都是在“虚空打靶”，他们“打靶”中对方所谓的缺点，实际上并非来自于对方，而是一种虽然不是中国特有，但却在中国根深蒂固的“特别”体育模式的独特特点。

　　在讨论中国“职业”体育赛事的特殊性之前，我们首先要说清楚，到底什么是“职业联赛模式”，什么又是“体工大队模式”。

　　“职业联赛模式”，顾名思义指的是“以其作为职业的联赛”，即，开展这项体育联赛，核心目的是为了谋生赚钱，而参与到这项运动中的方方面面的绝大多数人，从投资者到运动员再到哪怕“地位最低”的临时工，都能通过参与到这项体育联赛中赚到钱——就算是一开始亏钱的投资者，也要能看到日后赚钱的可能。

　　而“体工大队模式”则源自苏东国家，是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以非经济的目的、行政的手段建立的体育赛事运作模式。如苏联足球联赛，最早是由“斯巴达体育会”（带有苏联准政府机关性质的体育社团）领头人尼克莱斯塔罗斯金提议成立，以加强准军事训练为目的发起，由斯大林特批后，由隶属于苏联国防委员会的全联盟体育文化运动委员会着手组织的。

　　在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召开、1994年甲A联赛元年后，中国足球走上了书面上的“职业化”道路，大多数中国足球产业中的从业主体均已脱离了原有的类似于体工大队模式“自上而下”的专业运动队模式。

　　但是，直到今天的中国足球，也包括其他实现了书面上的“职业化”的运动（如中国篮球），真的实现了“职业化”吗？

　　以中国女足为例，在国际足联于2021年发布的《国际足联基准报告：女子足球》（第一版）中，中国女子足球俱乐部当时的年平均运营支出高居世界第一，高达180万美元左右：

　　虽然在巨额亏损的问题上，中国女足联赛还有韩国及英格兰这两个“难姐难妹”，但问题在于，从辈分上而言，中国女足比这俩差不多大了“一辈”——中国足球协会女子超级联赛在1997年便实现书面上的职业化，而英格兰和韩国的女子职业足球联赛要在2010年前后方才建立，真正实现全职业化更是要等到数年之后，如英格兰女子足球顶级联赛巴克莱女子足球超级联赛（以下简称“英格兰女超联赛”）在2018-2019赛季才实现了全职业化。[1]

　　我们当然能理解，生意有赚有赔，天下哪有不先放点血就能大赚特赚的好生意。起步阶段有一定的投入和亏损是可以理解的，但相对于当时全面职业化不过5年的英格兰女超联赛，书面上已经“职业化”23年的中国女超联赛的“起步阶段”是不是也太长了点？

　　不仅如此，作为一项体育运动，足球的收入毫无疑问应当来自于转播、广告、门票销售等与体育相关的项目，然而，与英格兰女超联赛在创造更多收入上的趋势和能力相比，中国女超联赛的表现显然也是不大合格的。以下为国际足联2023年发布的《国际足联基准报告：女子足球》（第三版）中对于两国联赛经济规模的对比：

　　首先，在中国人口是英格兰近30倍的情况下，中国女超联赛的网络社交平台关注人数不到英格兰女超联赛的80%：

　　其次，对于女足联赛至关重要的门票收入，中国女超联赛的平均票价只有2.3美元左右（按今日的汇率，合16.32元），不到英格兰女超联赛平均票价的十分之一，实在不知道这样放在大城市连吃碗面都困难的票价可以带来多少经济收入；

　　再次，对于女足联赛另一项重要的收入——衍生品开发，只有33%的中国女超联赛俱乐部会销售衍生品，而在英格兰女超联赛中，这一比例高达89%；

　　最后，虽然在联赛赞助商数量上，中国女超联赛（七家）明面上好于英格兰女超联赛（三家），但实际上，这是因为“统计口径”不同而导致的——《国际足联基准报告：女子足球》的主要创作单位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了解英格兰而不了解中国，中国女超联赛的联赛赞助商，或更准确的说法，赞助商能带来的实际利益，并不多于英格兰女超联赛。[2]

　　如上所述，中国女超联赛不但日常亏损严重，而且无论是赞助、门票收入还是宣传效果等，均难以形成可见的、能在未来有所改善的收入引流渠道，但平均每家俱乐部每年仍然有一百多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收入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中国足球协会在2019年“金元足球”末期发布的《关于增加和调整部分内容的通知》（足球字[2019]2号）明确规定，申请准入的俱乐部必须拥有一支女足队伍，自2020年起更是“没有女足的俱乐部将不能取得中超联赛的准入资格”，而其对女超联赛俱乐部每年的投资不得少于1500万元：

　　这笔费用在疫情出现后或许有所降低，但显然，以中国足协向国际足联汇报的数据，中国女超联赛绝大多数俱乐部仍然需要靠母公司输血，才能在巨亏的情况下勉强“维生”。

　　职业运动，职业就职业在从事这项运动的大部分人都能从中赚到钱，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投资者，毕竟“股东利益最大化”乃是公司管理中的不二原则。[3]同理，如果在职业运动中出现了亏损，那么职业运动的运营主体理应可以通过开源节流等多重手段来减少损失。

　　即使富得流油如NBA，在2020年因为疫情冲击和“你莫雷我”的口吐妄言事件导致收入降低后，也迅速调整了工资帽并减少了球员工资。可是，如果一项体育运动，管理者要按着投资人的脑袋每年投资1500万元，亏多少则不予置评，那么这项运动职业在哪？

　　这只是女足，而男足，上述违反基本经济学原理、悖经济核算工作而行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当初是谁在亏损数亿的情况下还要动辄发出几千万的年薪、一场百万的赢球奖？是谁把德转网站上身价不过50万欧元且当时年事已高的球员花了30倍溢价买入？又是谁去引进“巴西优秀人才”的时候，在对方提了报价后直接加价买人？

　　显然，中国足球目前并不赚钱，不但不赚钱，诸多投资者甚至还要被按着脑袋赔钱，这种模式或制度显然与标准的职业体育相差甚远，根本称不上是职业体育模式。

　　当然也不是，如果中国足球目前是自上而下的体工大队模式，那显然所有足球运动员都应当接受法律法规规定的公务员待遇，公务员招收多少、聘请流程、收入待遇等都应依据详尽的法律法规规定。

　　如果中国足球目前是体工大队模式，那我们国家队的成绩有可能会更差，但无论如何，绝不可能花掉如此多的资金，并造成“谁都是亏损”的尴尬状态。

　　显然，目前以中国足球为代表的职业体育运动的运营模式，既不是真正的职业体育模式，也不是传统的体工大队模式，至于这个“两相不像”究竟是什么，那位不久前刚刚落马的“皮带哥”，以及更久以前落马的“卖药哥”，已经用自己和足球莫大的联系，以及他们身边彼时同样光彩照人的“歌舞团”、“旅行团”等说明了一切——

　　绝大部分中国职业体育运动，扒开其外衣，实质和皮带哥“美颜靓丽”的歌舞团、卖药哥“扬威海外”的旅行团没什么区别，不妨称其为“开团伪职业体育模式”：

　　1.运营者出于一项完全非经济，甚至可能也和竞技没有多大关系的原因，投资兴建体育团队。当然，诸所周知，在投资体育团队的同时，他们基于一样的目的，也投资了歌舞团或旅行团；

　　2.运营者兴建这一体育团队，只是为了作为讨好第三方的“老板”的工具，以获得完全独立于体育之外的好处；

　　3.正因为运营者完全没有直接的经济目的，因此其对体育运动的运营是不基于经济核算、不按市场价值考量的；

　　4.如果说运营者砸下去的真金白银都是自己的钱，那还好说，毕竟亏他一个人造福千万家。最可怕的是，大多数“开团伪职业体育模式”运营者花的钱，并不是自己的钱。

　　1.为什么中国以足球为代表的职业体育运动中专业人才越来越匮乏，多年来男足女足还是那些老面孔？

　　因为职业体育中，青训是可以通过不断收取转会费来赚钱的，而“开团伪职业体育模式”不但对青训费用支付的制度建设不甚研究，甚至也没必要考虑去挖掘新人，毕竟他们不需要考虑经济因素，什么地方有冒出来的人才，花钱把他挖过来就是了。

　　实际上，就体育专业人才而言，国家级的顶级联赛已经算是相应项目的遮羞布了。如果你有心关注地方赛事，就能发现，许多地方赛事，打球的好像永远都是那几个人，今天他是上海小囝明天他是新疆尕娃后天他又成了广东靓仔。而办赛者似乎也不以为然，放任这些“老面孔”们变换身份不管，只管把比赛办完了事。

　　因为他们已经可以充分满足“开团伪职业体育模式”运营者们建设体育团队的需要——毕竟国内同一层级的竞争者抱着一样的目的，也不会有多高的水平。在此情况下，他们在国内就可以旱涝保收，干嘛要奔赴语言不通、饮食不便、没了身边的莺飞燕舞，甚至赚得还更少了的国外出赛？

　　3.为什么许多中国体育俱乐部明明亏损得一塌糊涂，甚至于一个体育联赛的俱乐部普遍都是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还要强行给运动员几百万上千万的薪水？但相对于给予高薪，许多项目反而想千方百计地扼杀掉欧美国家职业体育赛事中司空见惯乃至成为看点的转会制度，宁可连转会费都不稀罕要，也要拒绝球员自由流通？

　　因为在“开团伪职业体育模式”中，对“老板”们而言，经济核算和亏损根本不是问题，他们自始至终就没有想过一定要赚钱。但如果高价买来的宝贝疙瘩们跑到别人那里，哪怕自己因此赚到了钱，也会失去实现他们最终目的的重要工具，这对于他们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4.为什么和足球完全无关的“关起来训练立正稍息齐步走”，仍然会在21世纪的中国职业体育中大行其道？如果说这是“体工大队”模式，可当年苏联的莫斯科中央陆军、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红星、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星几乎能问鼎欧洲了，人家也没这么搞过啊！

　　显然，这不是职业体育的问题，也不是体工大队的问题，只不过是“开团伪职业体育模式”的“老板”们需要向“老板的老板”们证明，自己和球队“每天都很努力”，而通过科学的训练、先进的战术提高成绩再来展示自己很努力显然是太困难了，不如用更简单的方式展示“今天，我很努力；工作，我很幸福……”

　　5.为什么球迷、媒体这些在外国职业体育运动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元素，在中国的同类项目中如此“人微言轻”？

　　因为职业体育运动需要通过球迷来赚钱，他们当然要讨好自己的消费者，而媒体是他们讨好消费者的最好“中介人”。但“开团伪职业体育模式”的运营者不需要顾虑赚钱，他们自然不需要考虑职业体育运动本身应当最大的买家——球迷的感受，也没必要太和媒体搞好关系。

　　上述言论想必会遭到许多“体育人”的反对，对此，笔者表示，如果你是一家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运营者，且你的俱乐部能做到盈利或者基本不亏，而且大宗收入并非来自于母公司输血，那笔者可真要向你表达敬意，并告诉你你并不是一位“开团伪职业体育模式”运营者。可如果你连自己俱乐部的财报都不敢或者不好意思拿出来的话，那笔者说的话，你还是好好接着吧。

　　显然，“开团伪职业体育模式”对于中国体育的荼毒是巨大的，国家队成绩不断下滑甚至于形成了“换哪个教练都一样”的恶性循环，球迷看不到精彩的比赛，在社会层面更是造成了体育产业从应有的“大橄榄”变成了现在的“图钉”（甚至连金字塔都称不上）……无论如何，这样的局面想必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愿看到的。

　　欧美国家并不是没有出现过“开团伪职业体育模式”的青睐者，从中东、俄罗斯的能源巨头们入主欧洲足球俱乐部时，当初想的也正是一掷千金亏损当赢，一切只为自己或自己背后国家主权基金的“面子”服务，但最终，这种“千金散去再不来”的情况并没有出现，甚至于，曾经的“石油爹”典范，英超的曼彻斯特城足球俱乐部，现在是欧洲收入最高的、财政结构最健康的足球俱乐部之一。

　　原因无他，这得益于欧洲足球联合会和欧洲各国足协、联赛管理企业协同进行的管理和运作，而管理和运作的方式说起来非常简单——以欧足联财政公平法案（FFP）为代表的，“按着你俱乐部的脑袋让你赚钱”的基本治理政策：

　　正是因为被“按着头赚钱”，所以俱乐部才不能随意囤积球员打造“饮水机都是梦之队”，必须要做到“有进有出”。曼城拿下了哈兰德，就不能把热苏斯和斯特林再屯在手里，还要时时防备自家的阿尔瓦雷斯“接到马德里的诈骗电话”；伯利就算花抢来的阿布拉希莫维奇的钱花得再不心疼，也得在今年夏天把哈弗茨和科瓦契奇“吐”出来……

　　正是因为被“按着头赚钱”，所以俱乐部支出受限，才要用多种渠道“开源节流”，不能一需要球员去买现成的，要通过建设青训、在国外联赛挖掘“小牛”等多种方式并立进行，从而大大扩充了球队乃至本国的人才“盘子”；

　　也正是因为俱乐部被“按着头赚钱”，必须时时考虑俱乐部营收，可以发给球员的薪水是有限的，球员才需要通过更多的渠道——特别是国家队比赛——来展示自己，也需要时时展示最佳的表现状态，以获得更好的报酬、获得续约或踏上更高的平台，而不是在“反正老板给的钱够花了”“随便打打行了”的状态下动不动摆烂。

　　既然我们的体育管理组织，可以按着俱乐部的脑袋让他们赔钱花钱，那为什么不能按着俱乐部的脑袋，让他们好好赚钱呢？

　　至于说有些杞人忧天的人民群众，担心“如果俱乐部要考虑营收，要赚钱，那发给球员的钱就少了，好的球员就不会来踢足球打篮球了”，实在是大可不必。

　　如果某位运动员因为工资回到了市场规模的正常线，就叫苦不迭，声称自己没法生活，那他既可以去更高水平的联赛，在锤炼自己的同时赚到更多钱，也可以唱跳rap而不再足球篮球去赚更轻松的大钱。至于职业体育，也不过就是一项工作罢了，而任何一项工作，都是“你不干总有人干”。

　　在结尾，笔者想再次引用那句笔者最喜欢的，关于足球产业的名言，而这句话放在本文中，可能是最合适的——

　　“足球是一项运动，依赖于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结合。这些资本的提供者不可能有一致的目标。

　　然而，如果有一个制度框架来鼓励合作，如果不同的组成方有合作的意愿，那么目标接近或一致的机会就会增加，结果是胜利者增加失败者减少，各国政府、足球协会、俱乐部、球员、投资者、球迷之间不断加强的关系可以使足球迎接相应的挑战。

　　足球发生变化，人们也发生变化，但为现代足球的发展所做的任何有益的努力，都终将保证一点——足球仍然是‘大众的游戏’”。[4]

　　[2]如下图所示，中国女超联赛的合作方在本文发稿时为六家，其和其主要业务包括：

　　德勤报告中的七家赞助商中现在缺失的那一家，根据笔者常年研究职业体育产业的经验，大概率应当是在2022年还在与女超联赛合作的鞠客，提供足球。

　　显然，德勤是将其全部中国女超联赛的合作方都算作了赞助方，但更加了解英国的他们不但把英格兰女超联赛的媒体合作方踢了出去，甚至连EA这样的游戏合作方都因为赞助关系不够直接而被排除在了赞助方之外（游戏厂商的第一合作方首先是球员工会）。

　　如果按照德勤对英格兰女超联赛的统计口径，那么中国女超联赛在游戏娱乐和媒体上的两家合作方也可以被排除出赞助方的范围，而中国女超联赛三家零散的体育装备赞助商可以提供的赞助成果实际与英格兰女超联赛中耐克一家可以提供的赞助无异。

　　因此，两国女足联赛实际上的赞助商都只有银行金融、体育装备和交通运输三个品类，中国女超联赛并不比英格兰女超联赛更多，而至于具体赞助商的实力和赞助影响，想必本文的读者心里都有数。

　　[3][美]兹维博迪等：《金融学》，曹辉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5页。

　　[4]本段部分内容摘自[英]史蒂芬摩洛：《足球经济的奥秘：足球、金钱、社会》，金艳丽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181页。